开马鞍山发票【 QQ:484811449 手机/微信:18312589894 陈经理】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最早报道出一种严重的、新的传染性疾病。因为病人在确诊之后会出现严重的发热或是消瘦,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而且半年之内就会死亡。所以,当时最早报道这个病的美国,将其称为严重的死亡综合症。从1981年发现第一个病例,到1996年,这十几年间,艾滋病确实是不治之症。从感染病毒到临床6~8年的无症状期,再到发病期,两年内病人100%死亡。
1983年,人们很快就发现了这种新疾病的病原,即“新逆转录病毒”。发现这个病毒的教授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奖。
1984年,人们发现CD4分子是艾滋病毒的主要受体。换言之,人们证明了就是这个病毒在破坏人类免疫系统,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
1987年,第一个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开始发明。
1993年,二联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开始在临床做实验,但是仍然没有效果,病人服用二联治疗药物,只能比原来没有吃药多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转机发生在1996年,联合抗病毒治疗,也就是“鸡尾酒疗法”出现了。人们发现将三种药物合到一起就可以使艾滋病患者活下来。
1997年我和我的法国导师在接受“鸡尾酒”治疗的晚期艾滋病患者队列中,观察到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换言之,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艾滋病晚期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为艾滋病患者的长期生存,在理论上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
从1996年到现在这20多年来,“鸡尾酒疗法”的广泛应用使艾滋病患者能够显著延长寿命。以前患者感染艾滋病毒后8~10年一定死亡,现在,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可以活到接近正常人的寿命。目前,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了,而且2011年美国教授的一个研究表明: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早期治疗可以减少其97%的传染性。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如果我们发现感染者,并给他早期治疗,也可以大大减少传染性。
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目前,全世界存活的3000万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有70%正在接受有效的又可以减少传染性的抗病毒治疗。
艾滋病能否治愈?回答是Yes!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两个艾滋病人完全治愈。一个出现在10年前的柏林,一个是今年刚刚报道的,在伦敦。当然,这两个患者都非常特殊。以伦敦患者为例,他同时患有艾滋病与血液恶性肿瘤,2016年,治疗小组决定为他寻找骨髓移植配型,主要目的是治疗癌症。治疗小组找到一名合适的骨髓捐赠者。捐赠者的CCR5基因罕见自然突变,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入侵。治疗小组预期,如果造血干细胞移植顺利,不仅能够治疗“伦敦病人”的癌症,还有望获得额外收获,即驱赶艾滋病病毒。虽然这种案例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却为我们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目前对于艾滋病最大的问题还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甚至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肿瘤,是不可治的疾病,谈艾滋病色变。尤其是认为艾滋病传播传染途径是和病人一起吃饭、呼吸道等,这个是错误的。真相是艾滋病只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途径。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抗艾之路
1985年,世界上发现艾滋病的第四年,北京协和医院报告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直到1993年,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才1000多例。但不幸的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HIV感染率开始快速增长。并且,在2001年之前,中国没有免费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所以当时艾滋病造成了很大的社会恐慌。
截至2018年,中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约有125万,其中新报告的约为8万人。我们的总体感染率是万分之九,所以是艾滋病毒的低流行区域。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性传播感染的比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97%,所以我们急需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
中国一向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过去20年中,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指南,对遏制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也在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防治方案。
我们从国外引进治疗艾滋病的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情况的新的组合方案、新的剂量以及新的适应证。我们扩大艾滋病毒的检测范围,近5 年来,我们检测过的人数从1亿增长到了2亿,这样能够使更多的感染者被早期发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研究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引起的并发症,如痴呆综合征、脑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等。去年,我们首次在国际上提出艾滋病全病程管理(或者叫综合管理)的新理念。
这个理念就是把艾滋病的宣传、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于早期诊断之后的个体化治疗,并发症的治疗以及长期治疗进行了总结。
我们将这些方案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让我们的临床医生都用新的指南来提高治疗水平。
十多年来,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86%。从2003年的100个艾滋病患者一年死22.8个,到2014年下降到3.1,2017年的数字更低。
世界卫生组织和UNAIDS(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来,希望在2030年能够终结艾滋。因此我们需要尽早发现更多的感染者并给予他更有效的治疗。
艾滋病防治,中国应该怎么做?
我个人觉得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相关措施之外,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要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改进。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研发的艾滋病一类化学性药物只有一个艾博卫泰,剩下的都是仿制药。
除了并发症,免疫重建障碍也是造成艾滋病无法治愈的原因之一。25%~30%的人治疗之后病毒控制了,CD4却涨不上来。原因一方面是胸腺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是慢性炎症导致CD4涨不上来。
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这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和新的研究热点。10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药物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开始在10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做尝试。最近4年,我们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最后,我认为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应该建立艾滋病诊治的全新模式,这个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针对艾滋病这种既有传染性,但是治疗之后没有传染并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
费立鹏:预防自杀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费立鹏已然成为了一个中国通。谈起中国人的自杀情况,这个加拿大人可能要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加熟悉。上个世纪90年代,自杀一度成为中国人排名第5位的死亡原因,甚至是青少年死亡原因之首,但整个社会却对自杀问题讳莫至深。正是费立鹏在中国开启了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结合临床精神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研究自杀的学者,也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家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并构建起首个(也是最大的)全国性24小时心理危机热线电话。最近20年,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得比任何国家都更快,但费立鹏依然觉得这不是松劲的时候,因为“自杀并非无法预防,自杀一个都太多了,预防自杀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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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d November 5, 2019